编者按：

“瘦益求瘦”已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流行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同“以瘦为美”，并为此节食，甚至陷入厌食状态。实际上，不论是厌食，还是暴饮暴食，都有可能是患了饮食障碍症。当前，饮食障碍症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健康。那么该疾病的病因是什么？又应该如何治呢？

今天，我们共同关注饮食障碍。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的产业人士和诸位读者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Hennie Thomson 患了神经性厌食症，她无法控制自己，每天都会进行过度的运动，跑步、骑动感单车或者交叉训练 3 到 4 个小时。而且，她一天只吃一餐，并且都是固定的四种食物。她已经陷入了深度抑郁状态。2017 年，她因此住院，接受了为期六周的院内治疗。

住院期间，她被 24 小时全天候观察，并被给予正常的病患餐，而且在进食期间，会有医护人员监视。她被禁止进行任何类型的运动，上厕所也必须有人陪同。

现在已经 27 岁的 Thomson 回忆道：“当时真的要崩溃了，我讨厌那种失控的感觉，头几周我都在哭。但我知道，如果我想要好起来，我必须这么做。”

Thomson 的治疗方案看起来可能很极端，但是饮食障碍是一类影响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精神健康障碍疾病。这类疾病非常顽固，需要及时的治疗，尤其是某些致命的饮食障碍，如厌食症。

Thomson 的饮食障碍症遵循着普遍的模式：她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出相关症状，然后在她高中和大学学习期间，通过治疗获得了一些改善效果，然而，当她经历了一次重大生活变化——换了一份节奏不规律的新工作后，疾病复发了。

同样地，她经历了饮食障碍患者熟悉的羞耻感，并会否认患病。很多饮食障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冲动与行动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很多人根本不会寻求治疗。而那些寻求帮助的人们所拥有的选择也是有限的或是不完善的：只能进行心理干预，但这种治疗方式只对约一半患者有效。

但近年来，科学家们已取得进展，他们对哪种治疗方法最有效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希望通过探索疾病遗传因素或神经学原因，来开发新疗法。

同时，报告显示，COVID-19 大流行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通过视频远程通话进行治疗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点燃了新希望，即通过有效的远程医疗可以使更多人接受治疗，尤其是处于农村地区的人们。

虽然“饮食障碍只会发生在瘦弱、富裕、年轻的白人女性身上”的这种说法是谣言，但女性患者的诊断率确实显著高于男性。虽然由于低报告率和治疗率，想要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该疾病的影响比较困难，但估计约有 13% 的女性和 3% 的男性受到影响，约等于 5 亿女性和 1 亿多男性。

三种常见的饮食障碍包括神经性厌食症、贪食症和暴食症。

厌食症的特点是严重限食和/或者过度运动，它的死亡率也是所有精神障碍疾病中最高的，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高达 20%；贪食症则表现为在暴饮暴食的同时，进行补偿行为，比如呕吐或者服用泻药；而暴食症则被定义为反复发作的暴饮暴食，且无补偿行为。

这三类疾病都有着类似的心理模式，比如对体重和体形的过度关注，导致对饮食失去控制。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行为和生理症状，但治疗手段类似。

饮食障碍成因复杂，通常是由每位患者特有的生理、心理和文化共同影响造成的。因此，一般的风险因素很难确认。

在跟踪几十种潜在风险因素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在饮食障碍发生前和患病期间对数千人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发现贪食症患者唯一一致且普遍存在的风险因素是，他们都有过节食的历史。

对于厌食症来说，目前唯一明确的风险因素是本身消瘦，BMI 较低。但科学家们还不知道这是饮食障碍的亚临床状态标志，还是该疾病的风险因素。此外，这些研究没有发现与暴食症相关且普遍存在的风险因素。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的厌食症研究者 Andrea Phillipou 说，通常来说，厌食症患者往往高度焦虑，且存在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而且有过创伤经历。

丹佛饮食康复中心的区域医疗主任 Elizabeth Wassenaar 说，治疗师报告称其他常见的风险因素包括近亲中有饮食障碍患者，经历过造成了巨大压力的重大生活事件，例如上高中或者上大学、更换工作或者更年期。

在美国，估计只有 25% 的饮食障碍患者接受了治疗。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 Cara Bohon 说，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很多患者们存在否认患病、内疚、羞耻以及隐瞒病情的行为，并且他们在接受治疗时仍存在耻辱感。”

因为医护人员存在这种疾病仅发生在白人女性中的偏见，导致很多男性或非白人个体不能被正确诊断为饮食障碍。另外，可以帮助到部分患者的特殊疗法有限且价格昂贵。在美国，等待治疗的时间很长，而在很多其他国家，根本不存在针对饮食障碍的治疗。在大流行期间，治疗的滞后往往延长了很多月，在某些地方，甚至治疗滞后长达1年半。这对该疾病带来了巨大困扰，因为在早期就对该疾病进行治疗可带来更大的康复几率。

与其他精神健康障碍相比，饮食障碍没有药物疗法，只有心理疗法。对于厌食症而言，需要医疗干预来重新滋养身体。自 2003 年以来，许多治疗师都接纳了这一观点：虽然这三种饮食障碍的临床表现不同，但相同的心理进程导致了这三种障碍的发生。因此，旨在阻止有害思维模式的疗法理应对所有这三种障碍有疗效。

对照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CBT）是治疗成人贪食症和暴食症最有效的方法。厌食症相对来说情况更复杂，所做的对照研究也较少，但在这些对照研究中，CBT 与其他疗法效果相当。即便如此，CBT 的长期治愈率也仅为 30～60% 左右，具体取决于患者的确切病症及疾病严重程度。

其他形式的心理疗法，也被称为“谈心疗法”，例如人际关系疗法和心理动力学疗法，它们都侧重于人际关系，也对治疗饮食障碍有效。而对于患有厌食症的青少年，家庭疗法才是金标准。

治疗师说，很多患有这三种障碍中一种的病人因 CBT 疗法得以解脱，在 CBT 疗法中，治疗师完全依据手册中的协议行事。同时，CBT 疗法也需要治疗师与病患间的高度合作，他们共同提出“家庭作业”，以让患者认识并且中断驱动其饮食障碍的日常想法和行为。

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 Stewart Agras 说：“这有助于让他们看到自己确实在发生改变，而不仅仅是看到治疗师所开的处方在改变。”

比如，患者可能会被要求监测自己所有与饮食相关的事件：不仅仅是吃的什么食物，什么时候吃的，还有在哪吃的，是否跟别人一起吃的，以及进食前、中、后的情绪。另外一项任务是留意到自己想要照镜子以及对身体有负面的想法，可能是被哪些活动触发的。

饮食障碍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患者对食物、体形以及体重的不断评估。意大利加尔达别墅医院的饮食和体重障碍主任 Riccardo Dalle Grave 说：“病患在节食时会感觉自己处于自我控制的状态，因此他们会不顾健康和关系的损害，继续这些行为。”

Agras 说，因为 CBT 疗法直接攻击患者饮食障碍常见的思想和行为，这会让一些患者觉得，他们立马就有了好转。

饮食障碍心理治疗师 Denise Detrick 说，她发现将 CBT 疗法与其他旨在解决个人饮食障碍根本问题的心理疗法联用效果最佳。她把 CBT 疗法比作石膏，“CBT 疗法有助于打消消极想法，患者确实需要石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真正的原因，患者只会不停地打断自己的手臂。”

尽管 CBT 疗法证据充足，但仅有 60% 的暴食症患者和 40% 的贪食症患者可以通过该疗法得以康复。对于厌食症患者，所有的治疗方法加在一起，也仅有 20～30% 患者可痊愈。Cynthia Bulik 说，显然这个临床结果并不好，她正通过研究饮食障碍的遗传学来选择更有效的疗法。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临床心理学家和饮食障碍卓越中心的创始主任Bulik说：“饮食障碍有很大的遗传因素，特别在厌食症和贪食症中，约有 50～60% 的患病风险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在暴食症中，遗传因素占有 45%。”

但换句话说，可能存在数百个遗传基因变异，这些变异大概占据了饮食障碍患病风险因素的一半。但并非每个有遗传基因变异的人都会患饮食障碍，正如并非每个有遗传倾向的人都会患癌。另外一半的风险来自环境、文化以及心理因素。

不过，饮食障碍确实存在明确起作用的生物与代谢机制。Bulik 说：“当我们大多数人处于能量负平衡状态，即能量消耗高于能量摄入，我们会感到饥饿和沮丧。但厌食症患者则会在能量负平衡状态下平静下来，他们在饥饿时不会感到那么焦虑。”

Bulik 与其他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对饮食障碍患者的不同基因进行分类。这些科学家为饮食障碍遗传计划工作，该计划旨在从欧、北美、亚、大洋洲的 10 个国家中收集 10 万名患有三种常见饮食障碍人群遗传和环境因素。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确定最常见和最具影响力的基因突变，并深入研究这些基因在体内的调控机制。这可能会为新医疗方法的开发打开大门，比如，当能量不足时，把厌食症患者受影响的大脑信号调整为“饥饿”信号。

在斯威本大学的实验室里，Phillipou 选择使用另外一种生物学方法来解决饮食障碍问题。她的研究专注于探索眼球运动和控制它们的上游大脑回路之间的关系。这些名为方波急跳的眼球运动，不仅在正接受厌食症治疗和已痊愈的患者身上出现，还会在饮食障碍患者的姐妹（未出现过饮食障碍）身上出现。

控制这些眼球运动的脑区，被称为上丘，该区域参与整合多种感官信息。Phillipou 及其研究小组发现，厌食症患者的上丘与其他脑区的连接较少。Phillipou 说：“这可能意味着厌食症患者无法正确整合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观察感受。”

她的研究小组正向下顶叶输送小电流（下顶叶在颅骨下且与上丘接触），以测试刺激神经元更积极地放电是否可改善厌食症的症状。针对不同脑区的类似治疗在美国已被批准用于治疗抑郁症。

另外一种研究者正在探索的方法是使用来自蘑菇中的迷幻剂裸盖菇素。裸盖菇素作用于大脑中的神经递质 5-羟色胺受体，5-羟色胺是调节情绪和幸福感的关键分子。与没有厌食症的人相比，有厌食症的人在某些大脑区域的 5-羟色胺信号传递较少。

图.研究助理 Stephanie Miles 正在参与澳大利亚斯威本大学神经性厌食症研究小组的经颅直接电流刺激（tDCS）试点研究，调整受试志愿者的电流刺激帽。

大流行让人们注意到对有效治疗的需求越发急迫。丹佛饮食康复中心的 Wassenaar 说：“饮食障碍在隔离的情况下不会好转，反而会恶化。”

专家称，很多人在大流行期间感觉自己对生活的某些方面逐渐失控，这种情况对饮食障碍人群尤其艰难。在 2020 年 4～6 月份，通过救护飞机到达丹佛饮食障碍和严重营养不良急性健康中心的重症患者比例激增近 4 倍。

在大流行的相关调查中，有无饮食障碍的人群都表现出饮食障碍发作的上升，比如限食、节食、暴饮暴食、呕吐/服用泻药、抑郁和焦虑增加。这些趋势在人群中普遍存在，但在饮食障碍人群中尤为明显。在大流行早期，更多的饮食障碍患者担心大流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76%），而非生理健康（45%）。

Builk 说：“这真的让我很吃惊，突然间，社会支持和结构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Wassenaar 说，大流行对于易患饮食障碍的青少年人群来说也很可怕。在密歇根州，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3 月，因饮食障碍被某儿童医院收治的青少年人数比前三年的均值多一倍。青春期的孩子们需要走出家庭，出来探险，与朋友联系，从而获得控制感和无敌感，但大流行正将这些活动从孩子身边带走。“青少年正感受到他们所处世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隔离也使所有的治疗阶段转为线上进行。但这种转变可能会帮助到一部分人，这些人群先前无法获得有饮食障碍治疗经验医生的诊疗。其实在大流行之前，就有研究表明，对各类精神障碍来说，远程 CBT 疗法与面对面进行 CBT 疗法同样有效，这其中包括饮食障碍。很多人享受在家获得治疗的便利，线上治疗减少了通勤时间和爽约的次数，治疗师希望通过线上可以帮助农村地区的更多人群获得治疗。

有着 60 多年饮食障碍研究经验的 Agras 说：“我正目睹这种形式的疗法成为常态。”

专家称，对于像 Thomson 这种在隔离期间获得康复的人群来说，创造性的应对策略尤为重要。Bulik 说：“这是因为，隔离使你想要彻底摆脱追根究底的思想变得更加困难。”

治疗师建议患者设立规矩，比如写便签来提醒自己要在不同的房间进行不同的活动，还有不要在厨房和附近区域活动。例如，Thomson 为了坚持每周的膳食计划，会为自己准备一份打包好的午餐放在冰箱里，虽然她每天都在家里工作。

在大流行期间，她还强迫自己与别的家庭结成对子，每周去和别人一起吃两顿晚餐。Thomson 说：“这位朋友是一位非常热爱烹饪的大美食家，我需要适应这种情况。”虽然饮食障碍患者往往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吃饭，但专家发现这种责任感和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交谈对饮食障碍有所帮助。

同样处于厌食症康复期的 Eric Dorsa 则把交流和分散注意力的活动纳入到大流行期间常规工作中。他住在纽约，是一名 33 岁的饮食障碍和精神健康倡导者，他通过 Facetime 重建社交，并且创建了一个虚拟社群小组，专为饮食障碍患者提供支持。

随着患者对食物的恐惧和人们从杂货店囤积食物的新闻报道的增加，他们对食物的不安全感又卷土重来。Dorsa 说：“六年来我第一次如此迫切地寻找治疗师，我知道我需要帮助。”

鉴于患者即使接受最好的治疗，也不能完全保证康复，且还不能科学地预测谁最有可能复发，Bulik 和其它治疗师警告人们需要注意可能诱发饮食障碍的因素：大搬家、工作行程或者日程变化、失去亲人或者情绪压力。

Bulik 还发现了另一个可以帮助更多饮食障碍患者的简单办法，“当医生记录新病人病史时，病历单上应该增加一项过去是否患有饮食障碍的选项。”

原文链接：

https://knowablemagazine.org/article/mind/2021/searching-better-treatment-eating-disorders

作者｜Kendall Powell

编译｜Johnson

审校｜617

编辑｜豫小鱼